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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心学提供了类似于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新教那样的皈依信仰的个体化、现实化的路径，为纯洁儒家信仰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它们都借助于权力——或者是教权，或者是皇权，或者是家族权力、社会暴力（传统、习俗、舆论之类的力量，也即多数人的暴政）来强行推行其信仰或道德理想。它是一套理性的道德知识，而不是汉儒那种完全利用数术、迷信、谶纬之学，用迷信方术牵来强附会地比附儒学经典，将儒学庸俗化。

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汉末到隋唐之初这段时间里儒学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儒家鼓吹的那套纲常伦理普遍不受信仰，人们在内心里根本不把君臣父子这套伦理看得多么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一旦面临权力的诱惑，有能力的人尤其是权臣、皇族成员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纲常伦理，为争夺皇权而该出手时就出手，甚至连父子兄弟的亲情也被弃如敝履，宫廷内部乱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此还炮制了刘邦斩蛇起义的神话故事，把刘邦塑造为真龙天子。理学所谓的理或者天理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照理学家的理解，理或者天理既是道德本源又是客观规律。但是程朱理学却硬是将这两者混为一谈，认为天理既是道德本源，是人应当坚守的道德原则、道德秩序的形上学依据，同时也是事事物物存在与运行的内在的客观规律、原理。这一套儒家道德理想的平民化践行路径，尤其是只要个人自己身体力行并时时努力内省，即使不读书、一字不识也能成圣成贤的主张，不但打破了传统上由于儒家文化资源被世家大族垄断、普通民众无缘接受儒学教育和学习而导致儒家道德理想远离社会民众的贵族化局面，使儒家道德理想开始平民化，走向广大普罗大众的世俗生活之中，进入千千万万村夫愚妇的心中，而且也有助于扭转科举考试制度造成的把读圣贤书庸俗化为谋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进而导致儒家道德理想受到腐蚀局面，有利于克服崇高的道德理想被功利化、庸俗化乃至腐败化的危险，使儒家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而不是纯粹的知识，其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

就个体化而言，心学强调个体自身努力对于成就儒家道德理想（成圣成贤）的重要性乃至决定性意义。而陆王心学则是以个体本心对外在的天理进行革命，相当于是将对世界、宇宙的认识从人之外的中心转向人自己为中心。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除了这两次相会，张载与程颢之间基本上没有从容论学的机会。

请注意这一条与第一条中程颢的感慨，虽然字句表达有所不同，包括将兴国寺表达为相国寺，但意思却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也可以反证这一回忆之可靠与准确。[38]很明显，这种通过坐虎皮，说《周易》然后尽弃其学到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再到所谓下启关、闽之传的无稽之论反而成为道学史中的一段铁史了。至于其后面又拿《定性书》说事，以《定性书》中张载与程颢讨论定性未能不动逆推张载是在向程颢请教，也说明其对张程关系及其交往根本不了解。[24]再下来，就是朱子通过《伊洛渊源录》来直接塑造两宋道学之传授谱系了。

由此之后，则所谓濂、洛、关、闽的说法也就成为关于宋明道学之主要流派的一种固定表达了。但是，只要这一事件曾真实发生过，则一定会留下某种印迹，起码从当事人的回忆、傍观者的记录以及传说者的加工整理，也都包含着有迹可循的蛛丝马迹，而《张载集》、《二程集》以及朱子从《六先生画像赞》到《伊洛渊源录》中的相关记载，都可以还原出这一事件的大致轮廓，从而也就可以对道学之原始发生与张程之学的关系作出一定的历史澄清。

作完《横渠先生行状》，由于三吕（吕大临与其两位兄长吕大忠、吕大均）连同张载的其他门弟子一并东入洛阳拜二程为师，因而同时也就带去了《横渠先生行状》。其三，从张载说二程尽及四十来看，这表明张载此时已经是五十开外的晚年。小程可如颜子，然恐未如颜子之无我。[28]、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504页。

但是，在改变了这个背景之后，则张程的京师论学似乎也就成为张载专门赴京师以举办所谓《周易》论坛了。请看朱子对尹焞这一说法的认可以及其在认可基础上的传播。仅从张载对于程颢的赞扬——从当年京师论《易》中的昔尝谓到洛阳议论中的今见之果然来看，则其所谓昔尝谓显然也就是对他们1056年在兴国寺讲论的一个回忆与印证。为什么要将这种无稽之论的流传归因于朱子呢？因为这一点恰恰与朱子重构两宋道学史之总体思路相吻合，因而，尹焞关于张程京师论《易》的这一传说也就构成了朱子重构两宋道学史的一部分。

[25]从朱子的这一《序》来看，对于尹焞门人所记的人名事迹之类，朱子也不是没有怀疑。为了弄清张程论学中张载究竟弃了什么，从而能够形成一种所谓涣然自信的心态，我们不妨再求助于程门的其他高弟，看能否从其他人的记载中找到某些蛛丝马迹。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三，第2363页）既然如此，朱子何以不说孔子发伯夷、伊尹之源或下启伯夷、伊尹之传呢？显然，二者之间的先后差别根本不容许朱子提出这样的设想。[4]、程颐：《程氏外书·时氏本拾遗》，卷十一，《二程集》，第414——415页。

从上述三人的回忆来看，当时只是一种学术研讨，所以笔者就曾将其比拟为当年坐而论道的稷下学宫。那么，以朱子之学养及其对于北宋五子关系的熟稔，他是完全可以看出这些说法的不实与无根之处的，[40]但朱子为什么不进行辨析、澄清，反而要以所谓两可甚或含糊的方式促使其流传呢？此中一个可能的解释，大概也就在于原本的史实并不合于朱子对于道学谱系的塑造，或者说原来的历史并不符合朱子对于历史事实的预期。但当年既然是讲论终日，则无疑应当是一种有来有往且往复不断的学术讨论过程。[12]看来当时的程（尹）之门的弟子，似乎已经把如何编派、打压张载之学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了。这就把整个背景完全搞错了。[36]、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集》，第382页。

[29]、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第504页。其视先生虽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恳恳如不及。

[15]、朱熹：《六先生画像赞》，《朱熹集》，卷八十五，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86页。让我们再看杨时的记载。

由于吕希哲的回忆就载于《伊洛渊源录》中，因而只要稍微用心，那么张载与二程之间的京师论《易》就是一个完全可以澄清的事实。虽然张载与程颢似乎并没有直接谈及此事，但从他们的间接谈话包括其他参与者的回忆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这一事件的大致轮廓的。

在现行的《张载集》与《二程集》中，张载有《横渠易说》，程颐则有《周易程氏传》，如果说这里的异学就是关于《周易》研究的不同方向或不同的诠释方式，那么《横渠易说》自然属于从汉代的卦象易到义理易的一种过渡形态，而数十年后才得以问世的《周易程氏传》则属于典型的义理易，二者不仅属于不同的系统，而且仅从理论形态与诠释进路上看，则张载的《横渠易说》才真正代表着《周易程氏传》的理论先驱，难道张载以卦象蕴含义理的《横渠易说》是反而要受到程颐的启发才会增加一定的义理蕴含吗？那么张载原本研究《周易》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此处一个合理的推测，也许就可以说是张载对于程氏易之理论诠释方向的某种肯定，但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一标准出发进行一种反推，即张载原本就是试图通过所谓纯粹的卦象易来抗衡于佛老的空、无妙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这就只能形成一种质疑归质疑，而扭曲历史事实的说法则照旧流传的现象了。因为根据当时社会所能提供的交通条件，张载也根本不可能先去京师举办一个《周易》论坛，失败后先归陕西，然后再匆匆去赶赴来年正月的春闱。

这就完全可以说明，在当年的京师论《易》中，张载确实表扬了程颢（程颢的感慨也可以反证这一点）。原载《南国学术》2022年第2期 进入专题： 张载 道学 道家 。

而在从1173到1175这三个年头里，朱子不仅撰写了《六先生画像赞》、编订了《伊洛渊源录》，而且还特意联合吕祖谦合编了《近思录》，这就不仅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并安排了北宋五子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已经开始从学理发展的角度来建构其关于道学的思想谱系了。[27]）但是，朱子的这一用心并没有得到当时学界同仁的认可。

从张、程一生中的四次接触或交流来看，[35]也只有第一次的京师论《易》与最后一次的洛阳议论属于比较纯粹的学术研讨性质，因而洛阳议论及其对于程颢的再次表扬几乎也就可以说是张载的临终遗言了，因为张载就去世于此行西归的临潼。反倒是程颢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来此地说此话邪的感慨与张载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36]的感叹，则充分表现了张、程之间对于其相互之认知的一种共同认可。

但尹焞的这一无稽之谈却由于朱子勇撤皋比的像赞，从而也就成为道学史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史实性掌故了。在《朱熹年谱长编》中，束景南先生通过细检朱子与吕祖谦的来往书札，发现朱子曾屡屡催书希望吕祖谦能够为他所整理的《程氏外书》与《伊洛渊源录》作序，而吕祖谦则以如下语言来回答朱子的提议与请求：大抵此书其出最不可早，与其速成而阔略，不若稍待数年而粗完备也。实际上，当时（1056）张载之所以在京师，目底全然在于来春的春闱（二程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而来的）。因为杨时也是程门高弟，而且其与游酢也是同时拜入二程之门的。

所以，仅从尹焞所归结的横渠乃归陕西一说上，也就完全可以看出他根本不了解当时所谓京师论《易》的具体背景。（乃尽弃异学，淳如也。

[9]但这里可曾有一点跟从二程学习的影子？因而对于此事，大体上也就可以归结说，程颐后来无是事的明确否定以及其对吕大临无忌惮的批评，也就可以为这件事画上句号了。因而，这就成为一本谁也说不清的糊涂账了。

而后面括号里则是吕大临定稿中的内容。[14]、脱脱：《宋史·张载传》，《张载集》，第386页。